传媒观察 | 除了让领导干部面红耳赤、支吾应对，融媒问政类节目还该怎么办？

咱们的管理只能到这个程度了吗？”

“局长，你想管吗？能管吗？能管住吗？”

“不敢解决，还是不能解决？请您正视我的问题。”

融媒问政类节目中，主持人对各领导干部的犀利提问，让网友们直呼“大尺度”“刺激”。

然而，融媒问政的意义远不止于此。除了找“刺激”，融媒问政类节目还该怎么办？今后又该如何创新探索节目制作？

融媒问政类节目“遍地开花”

邀请各厅局级干部、地级市的“一把手”到演播室，坦诚公开地接受主持人及民众的询问，这样的电视问政节目，近两年再次受到大众关注，甚至成为了不少网友的“电子榨菜”。

电视问政节目，作为本世纪初创办播出的一种节目类型，至今已有20年的发展历程，各地方电视台曾陆续推出过相关问政节目，为民众与政府之间搭建起沟通桥梁。

有学者曾统计，截止到2019年，全国至少拥有243档电视问政栏目，分布在全国169个地级或以上的城市。

过去20年间，虽有些问政节目由于各种原因已停办，但也有不少节目在持续更新迭代，于实践中不断探索新路径、新模式。

尤其近几年，在媒介深度融合发展的背景下，许多问政类节目正积极适应全新的媒介生态，借助互联网平台，创新探索融合转型，不断迸发出新的生命力。

其中，不乏一些较有关注度的融媒问政节目。

2019年，山东广播电视台创办的《问政山东》节目，是国内首家自我定位为“全媒体问政”的问政节目。节目播出不久，便以其风格犀利、问题直击要害而火爆全网。节目中，各领导干部面红耳赤、流汗不止、支吾应对的画面成为了经典的“名场面”，这些画面被网友纷纷截成短视频，在全网各平台进行二次传播和创作，让《问政山东》的热度及关注度不断攀升。

除此之外，杭州电视台协商类问政节目《我们圆桌会》、贵阳广播电视台《融媒问政现场办公会》等节目也极具特色，以多样化的传播形式、多元化的传播渠道，适应新媒体的发展需求，打破以往传统的政务服务类电视节目形式与制作，共同构成融媒问政节目“遍地开花”的繁荣态势，积极探索问政节目的发展实践。

但值得注意的是，谈到融媒问政节目，一个普遍现象是，大众首先会联想到呛味十足、紧张凝重的节目现场。主持人对领导干部犀利提问的“刺激”氛围似乎成了这类节目的“标配”。

然而，电视问政节目作为媒介化治理的一种实践形式，其核心逻辑并非在于制造“刺激”，而是在于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参与基层治理，化解基层矛盾，促进社会发展。

具体到节目制作的内容方面，融媒问政节目究竟该怎么“办”？

以问题导向、结果导向形成制作闭环

一方面，节目选题聚焦实际民生问题。就融媒问政节目的性质来看，节目现场的“刺激”氛围，实则来源于节目对民生痛点的直击与揭露，反映了节目对民生问题的精准捕捉。

节目选题如何聚焦到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？

以贵阳广播电视台《贵阳融媒问政》栏目推出的《融媒问政现场办公会》为例，该节目通过邀请相关职能部门和当事人面对面，现场调查、沟通、协调，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，直至追踪问题得到解决。

贵阳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副总监兼《贵阳融媒问政》栏目总制片人胡水介绍，《融媒问政现场办公会》自2022年推出以来，80%的选题线索均依托于“贵阳市融媒问政平台”上群众反映的问题，将其中“涉及部门多且职责不清、受影响群众多且群众意见大，长时间得不到解决”的疑难问题作为初筛标准，在此基础上进行大量的前期走访调查，最终确定出最具代表性、紧迫性并且影响到大多数群众利益的选题。

《融媒问政现场办公会》的每期节目，参会市领导以及相关职能部门、融媒问政观察员等均要到现场进行调研，实地查看问题。

据了解，“贵阳市融媒问政平台”是贵阳市委市政府主办的线上问政平台，该平台联动130余家一级部门和600余家二级部门，通过群众反映问题、平台转办的方式，推动解决了一批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。

同样地，由杭州市委办公厅2010年牵头创办的协商类问政节目《我们圆桌会》，在节目选题方向上，一直以来也都坚持从民生实际出发。不仅持续聚焦政府、市民共同关注的民生痛点、难点、热点，而且正以“大融合”思路，敏锐洞察民众关切，提升节目议题的针对性和贴近性。

《我们圆桌会》节目创始人兼主持人张平表示，作为杭州市委办公厅搭建“1+X”民意互动平台的子平台，《我们圆桌会》定期参与民意互动平台主题策划会商，联合市委宣传部、市网信办、市信访局、杭州文广集团、杭报集团等相关部门，围绕市民急难愁盼的议题进行选题策划。同时，节目还强化联动同城媒体及其新媒体，拓宽民意渠道，广泛征集相关线索、民意，调整选题方向。

《我们圆桌会》就“文二文三路恢复双向通行”的热点民生问题进行探讨，与“杭网议事厅”和“橙市直通车”联动实施，广泛收集民意和民智，为决策提供参考与支持。

从以上节目的选题确定标准来看，融媒问政不仅仅是面向公众的一档电视节目，更是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一环。

因此另一方面，节目要强调结果导向，注重问题治理实效。除了关注问题的提出，融媒问政类节目更应关注、推动问题的解决，而非仅仅停留于表面的“作秀”。

胡水表示，《融媒问政现场办公会》从推出第一期节目至今，定位一直都很清晰，就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，聚焦群众诉求，督促责任落实。

在构建问政格局方面，从2023年11月起，《融媒问政现场办公会》每期都有一位市领导坐镇参加录制。同时，节目建立了一个100余人团队的“融媒问政观察员库”，每一场录制都会从库里邀请嘉宾，如市人大代表、市政协委员、律师、高校教师等社会力量，到现场提问和点评，以“解剖一只麻雀”的思路，直面矛盾，举一反三，推动“个案曝光”转向“系统改革”。

为践行“四下基层”，贵州省委常委、贵阳市委书记胡忠雄参加录制贵阳广播电视台《融媒问政现场办公会》，推动解决因突遭特大暴雨，市政管网排水不及，倒灌到花果园Q区地下停车场导致200余业主车辆受损一事。

作为一档重在“问策”而非“问责”的协商类问政节目，《我们圆桌会》致力打造政府与市民平等交流、互动的沟通平台。张平表示，每期节目邀请政府职能部门代表、专家学者、媒体评论员、企业代表和市民代表组成嘉宾团，对具体议题进行商讨，提供科学可行的建设性意见。比如景区交通治堵话题，栏目就不断通过多期节目进行动态的、持续性的研讨，以专报形式反馈到决策层，推动问题解决。

《我们圆桌会》节目中，热心市民和专家纷纷点赞杭州治堵工作，并持续探讨景区交通治堵话题。

可以看到，虽然各地方电视台问政栏目的风格不同、定位不同，但其节目内容均围绕着促进社会治理而进行，既关注问题的提出，又关注问题的实际治理成效。

如何探索融媒方向？

在媒体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，探索融合新布局、新方向是融媒问政类节目的必答题。

从上文来看，在选题确定方向，融媒问政节目可以积极依托数字技术平台。不仅如此，各地方电视台也可在节目表现形式、传播渠道等方面进行新尝试。

首先，将新媒体传播思维贯穿节目制作全流程。胡水提到，虽然《融媒问政现场办公会》还是按照电视录制的手法进行录制和制作，但栏目组还是以新媒体传播为首要考虑的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，“让观众看得下去是最朴素的标准”。

为此，在节目时长上，栏目首先摒弃了传统的问政类节目平均40分钟到1个小时的做法，将节目时长控制在最多30分钟，大多数都是22—24分钟。其次，编导在后期撰稿时，在恪守真实原则的基础上，还通过不断设置悬念、抖包袱等形式，使整个片子的节奏较快，完全是按照新媒体视频的手法来制作长视频。另外，在节目播出时，也同步推出碎片化的短视频、微信、评论、花絮等新媒体产品，增强节目的可看性。

其次，积极运用智媒技术，创新节目互动方式。为更好地汇聚民智，《我们圆桌会》在节目线下录制时，会同步进行线上直播，打通线下线上互动渠道，让更多民意能够跨越时空限制，及时参与到问题协商过程中，营造多元、互动、平等的节目氛围，增强民众参与感。同时，张平介绍，《我们圆桌会》已尝试将数字主持人“AI小雨”引入演播室，在节目讨论过程中，适时通过数字人这一智能体参与讨论，提供数据搜索、观点支持等功能。

最后，打造跨屏传播生态链，实现传播效能最大化。《我们圆桌会》将整期节目的重点内容进行拆分，以短视频形式二次分发，在微信视频号、抖音和快手等平台进行全媒体矩阵传播。2024年，栏目组将26期重点节目进行拆分编辑，制作成系列短视频18条，长视频“微圆桌”31条，累计总播放量40万+。其中，“西湖景区将启用三个公交车专用道”单条短视频播放量28.6万。

面对不断变化的媒体环境，未来，融媒问政类节目的长远发展需要更多维度的综合探索。但无论环境如何变化，以上节目制片人都表示，融媒问政类节目都应避免陷入为博流量而一味地对某部门负责人“开枪”的误区。始终以聚焦民生、解决实际问题为立身之本，积极拥抱新技术，拓宽民意汇集渠道，整合各方资源，不断探索节目融合创新发展。

来源 传媒茶话会公众号

编辑 冯路玉

二审 曾敏

三审 陈发文